屈家嶺文化綜述

2019-8-23 09:28| 發布者: 梁剛| 查看: 20117| 評論: 0

  屈家嶺遺址的發現和命名

  1954年冬,湖北省國營五三農場為了解決墾區排灌問題,在修建石龍過江水庫之後開始了水庫幹渠的建設,當幹渠修至屈家嶺村古柏樹附近時,挖出了大量紅燒土、陶器和石器。1955年2月,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指導下,石龍過江水庫指揮部文物工作隊進行了搶救性試掘,發現遺址的文化遺存屬新石器時代新的文化系統。1956年6月至1957年2月,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進行了以探索長江中遊史前考古學文化為目的的考古發掘。這次發掘共挖探方197個,發掘面積858平方米。這次發掘材料經整理後發表了屈家嶺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因發現的文化遺存與其它文化相比具備特有的文化特征,屬于一個新的文化系統,将它命名為“屈家嶺文化”。1989年7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荊州博物館聯合,在該遺址的北部進行了第三次發掘,發掘面積87.5平方米,這次發掘新發現了屈家嶺遺址早期文化。

  屈家嶺遺址是我國長江中遊地區發現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時代大型聚落遺址,地處大洪山南麓與江漢平原的交接地帶,北倚連綿起伏的太子山,西南是地勢平坦一馬平川的江漢平原。核心遺址區是海拔40-50米的或聚或散的小丘陵,東面是古老的青木檔河,西面是其支流青木河,兩條河流自遺址北部從東、西兩面環繞而南,面積約60公頃。核心遺址周邊還有許多小型遺址,它們共同組成屈家嶺遺址群,總面積約284公頃。

  屈家嶺遺址的曆史年代

  根據三次考古發掘的資料,可分為三個階段。

  早期:距今5900年--5500年前後,此時期處于母系氏族社會發展階段,屈家嶺遺址的先民開始在此世代長期定居,是當時“母系家庭”的定居遺址。陶器主要是夾炭紅陶,其次是泥質黑陶和灰陶。

  中期:距今5500--5000年前後,從這時期墓葬出土情況看,遺址上的先民處于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階段,“母系家庭”已開始分化瓦解為若幹個不同的“父系家庭”。陶器制作最突出的是黑陶逐漸占主導地位,灰陶增多,紅陶減少。

  晚期:距今5000--4600年前後,從第二次發掘的晚期遺存看,當時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此時期為“典型屈家嶺文化”時期。這時期的陶器以泥質灰陶居首,泥質黑陶次之,石器以石鐮最多,還有一部分小型锛、斧類工具。這時期的農業和手工業進入發達期,代表了同時期長江中遊農耕文明的最高水平。


  屈家嶺遺址先民的族屬關系

  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三苗是距今約5000年前後生活在以江漢為中心的南方地區的遠古部落,三苗又稱“有苗”、“南蠻”等,所以三苗集團又稱“苗蠻集團”,夏商時期被稱為“荊”、“荊蠻”、“荊楚”的,都是三苗的遺部。屈家嶺遺址地區古屬荊地,春秋入楚,至秦漢歸荊襄。從時代和地域上考證,屈家嶺遺址地區的先民屬于三苗的氏族部落,而且此遺址可能是三苗氏的中心聚落地。另據文獻記載,古史傳說中的神農氏又稱烈山氏,其出生和主要活動在漢水中遊,因此,屈家嶺遺址地區的先民應與神農氏有着密切的關聯。

    


       屈家嶺遺址的價值和地位

      屈家嶺遺址文化層堆積深厚,文化内涵豐富,是我們研究長江中遊地區史前時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和環境狀況的代表性遺址。其價值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在研究長江文明起源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屈家嶺文化的起源,是長江中遊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對研究中華民族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二是在研究聚落形态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屈家嶺遺址群中心聚落與周邊聚落的關系及中心聚落内部的分化等,對研究當時原始聚落形态具有重要價值。三是在研究農業生産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在屈家嶺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稻谷遺存,為研究稻谷的起源,研究當時稻作農業生産水平,提供了重要資料。四是在研究制陶業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屈家嶺文化時期,快輪制陶已得到普及,這是手工業領域的一次重要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生産效率。五是在研究紡織手工業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彩陶紡輪大量的出現,不僅是原始文化藝術的反映,而且也是紡織手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

  屈家嶺遺址對于研究我國原始人類聚落的起源與發展,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屈家嶺遺址的發現,表明這裡是長江中遊農耕文明的發祥地,也說明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是中華民族的搖籃。1988年,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列為全國100處大遺址保護地。

  屈家嶺文化的分布範圍

  屈家嶺文化是一種分布範圍很廣的考古學文化。新石器時代晚期,屈家嶺文化諸部落以江漢平原為中心,活躍在東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峽地區,北到河南西南部,南抵湖南北部遼闊大地上。這個部落集團以種植水稻為主,兼營漁獵,是新石器時代晚期推動長江中遊地區文明發展的主體。

  屈家嶺文化時期的稻作農業

  屈家嶺遺址發現的稻作遺存,是長江中遊第一次發現史前稻作遺存。1956年第二次發掘時,僅發掘800餘平方米,新發現面積約500平方米、體積約200立方米的燒土遺迹含有大量稻作遺存。經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丁穎教授測定,這些谷粒屬于粳稻,與今天栽培的粳型品種相近。屈家嶺文化時期,糧食有了剩餘。屈家嶺遺址出土了大量小陶杯,其數量比例遠遠超過任何一種陶器,許多學者都認為這種小陶杯是一種酒器,如果沒有多餘的糧食,普遍釀酒是不可能的。在屈家嶺文化層中還發現了大量家豬的牙齒,這也說明當時飼養業較發達,糧食确已有剩餘。考古發掘表明,屈家嶺遺址地區當時已普遍種植水稻,這裡是長江中遊水稻的起源地。

  屈家嶺文化時期的制陶工藝

  屈家嶺文化時期,已出現專門的陶工,這些陶工們一輩子都在創作、制陶、燒陶,并創造了神秘的陶器文化。屈家嶺文化制陶工藝的最大成就是快輪普遍使用。其基本原理是利用輪盤(陶車)快速旋轉所産生的慣性力,将置于輪盤中央的泥料提拉成所需形狀的坯體。用這種方法成型,在陶器的内底和器壁上往往殘留螺旋式的拉坯指印,在底外留有用繩子切割形成的偏心渦紋。屈家嶺文化的陶器一般以灰色為主,黑色其次,紅色是第三位。屈家嶺文化的灰陶大多數是淺灰色,顔色比較純正一緻,說明當時的窯工能準确控制窯溫和窯焰的變化。屈家嶺遺址出土的蛋殼彩陶杯(碗)代表了當時制陶工藝的最高水平。

  屈家嶺文化時期的紡織手工業

  紡織的出現是史前社會經濟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從屈家嶺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大量的陶制紡輪,其中以彩陶紡輪最具特色,這證明當時的屈家嶺已經出現了相對成熟的紡織技術。當時人們用于紡織的原料是麻,将撕開後的麻纖維系在撚杆上,用手指撚動撚杆帶動紡輪旋轉,因紡輪自身的重量、手指給予它的旋轉力量,使其可以連續地旋轉一定的時間,從而将麻纖維紡成紗。屈家嶺遺址紡輪的數量很多,且大小不一。紡輪的重量、體積的大小,是紡紗精細與否的關鍵,是出于實踐中紡織操作技術的需要,也是紡織技術進步的表現。紡織手工業的發展,也表明當時社會分工已是“男耕女織”。

  屈家嶺文化時期的建築技術

  屈家嶺遺址中的房屋遺迹,居住面為大量摻和有稻殼和莖稈等物的紅燒土構成。其構建方法是,先于表面墊土築基,然後挖槽起木骨泥牆,居住面抹泥後,經過燒制而成。房頂為兩面坡形式,以草木搭建,房屋形态有單間、雙間和多間之分。紅燒土在新石器時代房屋建築中,的确是無可替代的精緻的建築材料之一。它既能用于墊層、散水的鋪設,又可以用于牆基、牆體之中,從而使牆體更加堅固,且兼具防水、防潮功能。這是先民面對溫和、濕潤的環境長期鬥争、久經思索的結果,是一種适應地域和氣候的建築技術。

  屈家嶺文化時期的精神文化  

  一是原始宗教活動。在屈家嶺文化遺存中,發現許多與原始宗教活動有關的遺迹和遺物,如一種奇特的筒管形陶器(也稱陶祖),無論是從形态特征上分析,還是從連接配套的方法上考察,都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它們應是原始宗教活動的遺物。又如發現的一些完整的豬骨架和狗骨架,它們顯然都是因建築奠基或者祭祀時而被埋入的。二是裝飾文化。裝飾品是人類精神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屈家嶺文化遺存中發現的裝飾品,有玉器、石器、骨器、牙器,分為璜、環、镯、墜、珠等,由此可見,當時的人們也是喜愛裝飾的,并且有很好的成就。三是彩繪藝術。在彩繪方面,最普遍的是用紅褐、黑、灰和橙黃等色作為彩繪花紋的色調。在紋飾結構方面,如彩陶紡輪已采用了四分的對稱式和三分的平分式,并應用同心圓、輻射線等作為圖案的結構形式。當時的彩繪已按不同器物加以變化,形成了豐富多彩的繪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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